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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热中的冷思考---以南京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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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为了配合16届3中全会精神学习,现将南京市科技局副局长陈小浒同志的两篇文章予以登录。一篇是作者6年前写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调整完善所有制结构的大趋势》,作者较早地提出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和股份制企业是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观点;一篇是《发展中的冷思考——以南京为例》,针对当前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并结合南京实际,阐述了作者的观点。希望对辅助学习和理解三中全会精神有一定参考价值。

□ 发展热中的冷思考---以南京为例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党就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仍是落后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矛盾。要解决这一根本矛盾,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并由生产力发展而形成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全面发展。因此,发展理所当然成为执政党的第一要务。发展是硬道理,各地无不在抢抓发展机遇,加快发展甚至希望跨越式发展。掀起了阵阵发展热。然而,发展是有其规律的。只有全面地理解发展的内涵,准确地把握发展各个层面的实质,才能保证经济社会协调、快速、健康地发展。下面将从发展的九个层面,探讨发展的有关问题。

一、发展道路(模式)

      一度被强调到政治高度的发展道路(模式)问题,早已随着姓资姓社争议的被摒弃而淡化。但以经济为内涵的发展道路(模式)却时有争议。如江浙就有过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之争,其焦点涉及所有制结构问题。随着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不断实践,以所有制结构为基础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也逐步清晰。

      一个地方的发展,不能脱离国际国内大环境,世界很多国家包括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有企业民营化、私营企业股份化和股份企业社会化的趋向正成为世界潮流,概括地讲,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不少国家的所有制结构,在近半个世纪内,正向混合型方向演化。混合型所有制的形成,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体现。正如自然界物种不可能单一发展一样,经济社会发展也必然要由多种所有制成份支撑,否则发展就会失去平衡,市场经济和社会化生产就会失去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基础。

      南京正处于争先进位的大发展时期,构建合适的所有制结构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基础。笔者认为,其发展模式不宜过分强调发展个私经济,而应根据世界大趋势和南京国企、外企、私企都有较好基础的现状,明确提出发展混合型经济的发展模式。这种提法比较符合现实和比较科学,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也易为多种所有制的企事业单位所接受。与混合所有制经济概念配套的提法应是民营企业,民营是相对国有企业运营而言的其他企业的运营模式,而不是所有制形式。

       当前正在深入开展的经济体制改革,已全面进入以产权为核心的所有制改造攻坚阶段。这种改革,应在中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大目标下,大胆探索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打造南京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

二、发展阶段

      发展阶段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界定,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其间应有不同生产力水平的发展阶段。生产力水平往往可通过产业比重来体现,国际通常用二、三产占GDP的比重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从我国一、二、三产比重看,生产力发展总体处于从农业向工业化发展的阶段。东中部经济较发达地区则处于工业化中期,其中少数地区已达到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

      南京2002年的一、二、三产比重为4:50:46,和国内多数沿海城市相同,据分类应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根据各国发展的一般规律,工业化中期多为快速发展和加快扩张阶段。但现在不少地方不仅号召加速发展,而且提出跨越发展。从经济发展的规律看,发展速度有快有慢,但跨越式发展的提法值得商榷。经济发展规律与自然规律是一致的,经济发展的阶段正如人的成长不可能从童年越过青少年就到壮年一样,大的发展阶段是不能跨越的。现在有人把哲学上的“飞跃”当作“跨越”的理论根据。“飞跃”是指事物经过一定积累,客观产生的从量变到质变的突变过程。而“跨越”的提法往往容易引导人们回避艰苦的渐进积累,希望一蹴而就地造就未来的辉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种基础不坚实的“跨越”,往往要后人甚至当代人以很多倍的代价进行补课。

      当然,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个局部地区和领域,在外力(外来资本、技术及管理)的作用下,可以实现某种跨越,但一个大国、大市,一个大的地区经济社会的总体发展,必须经过资本和基础的渐进积累过程,对外来资金、技术、管理也有个消化吸收过程,才能达到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包括劳动者素质)。不仅生产力水平不能跨越发展,与生产力水平相对应的生产关系,与经济基础对应的上层建筑也不能超前发展。现在积极推进的所有制改革,正是要把超前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调整过来。因此,对各地加快发展的强烈意愿,应该慎用“跨越”的提法,特别在涉及重大发展阶段和总体发展水平等方面更不宜提“跨越”的口号,而可以“加速”、“创造性”和“超常规”等提法加以表达。

三、发展速度

      发展速度一般与发展阶段有关,我国多数较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快速发展。不仅经济如此,城市发展也如此。据国外城市化水平评价,城市化水平在30—70%之间时,为城市的快速扩张期。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约在37%(南京为56%),正处在快速扩张期中。过去的20年,我国大多数东中部城市处于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加速扩张阶段,而且收益非浅。成功的样板比比皆是。因此,现在各地在发展速度和城市扩张上,无不争先恐后。不断提高指标,加速发展和扩张。

      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看,发展不可能始终快速直线上升,而必然是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型上升。因此经济发展必然会有一定的周期起伏。对待这种起伏,如果顺应发展规律而把握适当,其振荡和副作用小,出现问题容易修复,反之则会激化矛盾甚至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危害。这方面世界经济实力最强的美日两国都有过惨痛教训。美国上世纪30年代初的经济大萧条和日本至今已长达13个年头的经济萧条,都和其前期的经济过速发展有关。高速发展好比一趟高速列车,必须有匹配的条件承受其速度。高速发展又是一把双刃剑,在给社会带来多方好处的同时,往往会引发经济过热产生的诸多失衡,我国在多年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也出现了盲目投资和新的失衡现象,如一直同向增长的工业增长与GDP增长出现背离;GDP增长与民众收入和就业增长出现背离;投资增长与消费增长出现背离等。这种背离还有一个风向标是股市。中国股市10年“大跃进”式的扩容,导致了股市的持续走熊,与GDP的增长严重背离。而股市迅速扩容的背后,正是企业盲目扩张的资金需求。

      高速发展的另一结果是盲目外延扩张造成盲目的圈地、拆迁、产业趋同和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并由此引发诸多因利益失衡而激化的社会矛盾。同时,巨大产出需要有相应的消费,但我国广大农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收入水平较低且增长缓慢,加上很多失地农民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生产与消费难以平衡,包括把市场向国外的拓展中,也多次遭到国外反倾销和技术壁垒的抵制。当然,这些矛盾与失衡仍是发展中的问题,可以在生产和消费、经济和社会的不断调节中解决和修复,但如不以为然且任其扩大,就会欲速不达并酿成严重后果。

四、发展战略

      一个国家和城市的发展战略,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层面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一般说有两种不同的选择,即外延扩张型和内涵提升型。在工业化中期,外延扩张型在实际上最易被领导者采用,因为这是加快发展最直接的需求,而注重技术水平和质量的内涵提升型发展往往被忽视或只是口头上的重视。

      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纵观当今发达国家的发展史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战略选择,就是实施科教优先战略。这些国家高度重视科技研发和教育投入,发达国家R&D占GDP的比重都在3%左右。同时,多数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中期就十分重视科技进步。如德国巴斯福公司早在1887年就投资1800万美元研发染料新产品,这笔投资竞超过 该公司当年的净资产。而企业这种对科技进步的强烈追求,正是当时许多国家科教优先战略的具体表现。

      南京确定的五大重点产业的发展目标,令人振奋。但其主要指标仍体现出外延扩张的特征。实际这五大产业都有科技进步的迫切需要和巨大发展空间。电子信息产业的核心技术主要在外商独资和控股企业手中,地方企业自主知识产权产品较少或不成规模,产业技术的引进模仿比重过大,缺少自主创新的“内生”机制;化工产业以附加值较低的中间产品为主,而上海、广州等已形成中下游产品的产业链;汽车产业在国内生产规模达到一定饱和度后,为提高市场竞争能力,汽车电子和新型汽车材料等国产化都会有较大发展。这方面,南京已有较好研发基础;钢铁产业虽已形成1400万吨的生产和加工能力,但产品结构欠佳,优质特种钢(材)比重偏低,科技进步大有可为;能源产业不仅是电力紧张,要增加容量,而且南京在电力自动化方面的科技优势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内涵提升型发展战略的迫切性还表现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上。我国加入WTO后,不少国家对我国强化技术壁垒。商业部统计,02年我国食品轻工等6大行业遭遇国外技术壁垒损失170亿美元,而且今后每年因国外技术壁垒影响我国出口将更有所增加。因此,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总体走势下,坚持集约化的内涵提升战略,走一条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才能保障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五、发展导向(机制)

      导向对发展至关重要。我国的发展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但现在经济体制改革尚在攻坚,上层建筑的变革刚刚起步。在发展导向上还遗留着不少旧体制(计划经济)的痕迹,对发展的机制起着不可小视的影响。因此,在经济体制的转型尚未定型时,政府如何导向发展的机制,对发展的成效起着关键作用。

      有两个不同导向产生不同效果的经典例证:一是美国硅谷的发展,在斯坦福大学初始技术辐射和科技人员创业及政府初期的风险投资引导下,主要靠市场机制,仅半个世纪时间,造就了一个经济总量达3000亿美元,相当世界排名第12国家的高新产业聚集地。另一例证是日本筑波科学城,日本曾化了22年时间,由政府指令把全国30%的国家级研究机构和40%的科研人员迁往筑波,并把政府50%的科研投资投到那里,结果这些科研机构主要靠政府计划开展科研,较少与工业界联系,至99年筑波城的总产值还不到100亿美元,被产业界称为“科学乌托帮”。

      历史的经验应引以为鉴,特别是当前行政导向型的资源配置活动仍广泛存在,经济过热发展产生的生产过剩的经济责任还不明确,不负经济责任的扩张活动时有显现的情况下,政府对经济工作的导向更要发挥市场机制而尽量避免行政化倾向。这就需要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从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出发,真正从体制、机制上转变对经济工作的管理。当然,政府也要根据经济发展规律,真正在宏观上把握经济发展的走向和生产与消费总量的基本平衡,防范政府承担的财政金融风险产生。

六、发展策略

     毛泽东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可见策略之重要。一个地区的发展,可以有多种策略的选择,但应用差异性策略,推进地区特色化发展,应是地方政府明智的选择。

      差异性策略应用首先可表现在错位发展的导向,就是利用发展的梯次差异,实行科学引导和合理调控,为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比如南京可利用国际制造业转移机遇和南京雄厚的重工业及科技优势,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包括在城市引进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和发展楼宇科技孵化器产业。同时,利用远郊和江北的土地、劳力级差,转移较低层次产业。这样,既可使南京总体的产业结构逐步高度化,又可为整个地区提供更大的错位发展空间。这种差异化策略的应用,可使不同梯次地区企业分工细化,互补性增强,各种要素流动顺畅,资源配置更为合理。

      差异化策略的应用还表现在与国内其他城市的特色发展上。南京最大特色是其包容性,最大优势是综合竞争力。科技、文化、产业、所有制形式等长期形成的多元化和混合性,打造了南京物质、精神、政治三大文明协调发展的坚实基础。这是许多GDP快速增长城市无法比拟的最大优势。因此,在南京的发展策略上,不要过份追求GDP的快速增长,而应重视GNP(国民生产总值)的稳健增长。GDP的快速增长不等于有效发展。反映本地居民和社会财富综合水平的GNP增长,以及更新的以人类寿命、教育和人均收入为指标的HDI(人类发展指数),才是衡量一地发展水平较为科学的指标。因此,坚持南京三个协调发展这一最大特色不偏离,虽然可能在GDP增长上一时位次靠后,但对造福于南京老百姓的GNP增长,必将起到长远的推动作用。

七、发展机遇

      目前,我国正面临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这个机遇期对南京的发展尤为重要。因为南京对20世纪后20年的两个重大机遇,未能很好把握。一是开放引资的机遇期,通过20年的回头看,把握好的上海、苏州、广州、深圳等市,外资独资及合资企业的贡献率到本世纪初已达56—80%,南京同期外资贡献率要低许多。二是民营化机遇期,发展快的浙江、广东等省,以个私企业为主的混合经济已占GDP的60%以上,高的温州等地占90%以上,而南京同期这个比例要低20—50%。

      目前,南京正面临几个不可多得的重大机遇,一是国际资本和制造业向长三角地区的转移,二是江苏的沿江开发,三是南京十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等重大活动,还有香港与内地的CEPA协定对南京的利好影响等。在机遇面前,企业与政府的着力点是不同的。企业的关注点在于稍纵即逝的商机,而政府则要从一个机遇期的层面,加以宏观的把握和运作。

      在抢抓国际资本和制造业向长三角转移方面,不仅有巨大的商机,也有强大的挑战。从国际看,如美国02年外资流入首次低于中国以来,又对中国加强了限制和挤压。从国内看,不仅有珠三角、渤海湾等与长三角的竞争,还将有东三省振兴和中西部地区“退沿(海)进中(部)”与长三角的竞争。即使在长三角内部城市,虽然长三角16城市市长南京峯会达成一荣共荣、一损共损的共识,但还缺乏共赢的统筹规划和体制政策平台,缺乏产业和市场一体化的融合渠道,而这正是政府工作在机遇面前的着力点。

      对沿江开发的重大机遇,应规划先行,有战略眼光。不能一讲沿江开发,就把大用水量、运输量、大用地量的项目一字排开。应注重高新技术产业项目的引进,把沿江建成新型工业的先行区和现代农业、现代物流的示范区。沿江开发还要注意项目的科学布局,利用土地级差,尽可能在江北土地、劳力成本相对低的地方引进项目,防止项目的二次搬迁。同时,南京是江苏沿江城市中唯一的跨江城市,更可借鉴江阴、靖江联合开发的思路,加大跨江开发的力度。

八、发展环境

      发展环境包括硬软两大类。硬环境有区位、基础设施、生产、生活要素等,软环境则包括体制、机制、政策、司法、效率及民众素质等。

      一个地区发展环境的优劣,硬软两方面是相互作用的。各地在加快发展的热潮中,往往偏重硬环境的建设。实际软环境的优化,对发展更为重要。做为一个建设者或外来的投资者,对软环境的要求是:开放包容、体制顺畅、机制灵活、政策适当、司法公正、政府高效和规则与国际接轨。现在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就是各地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纷纷出台各种地方政策,在降低商务成本上大做文章。然而商务成本对政府是一把双刃剑,不少地方政府为千方百计降低商务成本,在土地价格、税收减免、财政返还等优惠政策上大打“擦边球”,形成另一种无序的甚至恶性的竞争,导至大规模土地圈而不用、税收流失、财政亏空和法制环境的损害。这在不少郊县乡镇表现的尤为突出。

      软环境的优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上海在努力打造“商务成本盆地”的同时,也在努力打造“政府服务高地”,同时,把着力点放在消除发展的各种体制性障碍并从国际规范的角度去完善自身的投资环境。南京新一届市委、市政府坚持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发展观,着力打造服务型政府。这些,都是优化发展软环境提纲携领的做法,需要坚定不移地做下去。

九、发展理念

      发展理念没有放在文章的开头而作为结尾,是因为理念问题既有指导性,又具综合性。发展首先要树立科学的发展理念,但这种理念又是上面所论发展诸方面实践的升华。科学的发展理念最核心的是可持续协调发展,应包括经济结构的优化协调和经济与社会,城市与农村,不同地区及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经济结构的优化协调又包含产业、分配、消费结构等。就产业而言,既包括各产业的比重、布局、产业链的合理搭配,还包括生产力各要素的优化组合等。

      发展首先应带动工业和城市资源的调整和优化组合,南京的沿江开发和五大产业发展,就应成为全市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的契机和动力。应当借鉴浙江“块状经济”和广东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经验,打破行政区划(包括开发区)的限制,不是搞无产业关联的企业集中区,而是真正按专业化分工引导产业集聚,形成产业链和产品群,从而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优化产业结构。

      要正确把握经济与社会和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关系。在大发展阶段往往以牺牲环境和生态换取高速度和高效益,但发展只有以人为本才能真正导向协调。现今的物质基础和正反经验,已可使人们对以人为本的协调发展观产生一定的认同,因而要不失时宜地大力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另外,南京郊县经济虽然有了较大发展,但城乡的二元结构矛盾仍很突出。南京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收入相差近一倍,六合北部山区和近郊农民纯收也相差近一倍,总体是偏远农村的农民还很贫苦,不仅收入低,而且生活质量很差,还有一些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富民,不努力提高这部分人的收入水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小康就是一句空话。南京最近提出对经济薄弱乡镇的对口帮扶和对农业税给予不同程度的补贴,以帮助农村贫困地区尽快发展。这些都是缩小城乡、地区差异的有效措施,将对经济社会的协调健康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上述关于发展热中的冷思考,决不是不要发展和放慢发展,而是希望能更好地发展。发展首先体现在经济总量的增长上,这是一切发展的基础,但发展决不单纯是GDP的增长,而应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求的协同增长。当然,在全国都在加快发展的热潮中,不进则退、慢进也退,发展的很多问题不是局部能完全解决的。南京作为一个特大城市,既是一个局部,又是一个全局,用全局的观念做局部的事,就能争取更多指标争先进位,就一定能把发展这篇大文章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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