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师的理性与天职

有记者(南方周末)问我:中国未来10年最有希望的年轻规划师会是谁?在我看来,最有希望的规划师也许还没有出生。
 
城市规划师是个非常特殊的职业,是社会工程师。这个职业本身决定了个人角色很难凸显。城市规划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尤其在中国特殊政治生态环境下,规划师能发挥的作用有限,不像建筑师,做一个具体的建筑或者桥梁,就很容易成名成家。城市规划作为一个系统工程,规划师只能是个策划者、是个决策参谋。规划要成为现实,整个社会系统,特别是政府的推动力很关键。
 
现代城市规划体系的建立不过100多年。100年来,全世界能数得出来的大师凤毛麟角,不超过10个。一部分是理论建构者,比如霍华德,沙里宁,他们是理论先驱;一部分是理论和实践兼有,以实践见长,如大伦敦的规划师艾勃克龙比以及盖迪斯、芒福德等。
 
这几个大师是大家公认的,但已经过世了,真正在世的称得上大师,更是少的可怜,比方说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霍尔爵士,是世界目前最有名的。新加坡的刘太格有一定的影响力,还有库里蒂巴前任规划局长,后来担任两任市长的吉米ž勒纳,这两位在发展中国家很优秀。可是,这些人也到了耄耋之年,七八十岁了,这是必然现象。
 
规划师这个职业要功成名就、成为大师很难。规划师职业要求很高,在我眼中,中国年轻一代有才气、有灵气的规划师虽然不多,但也有,这批人在中国顶级的高校,入学就是最高分段,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观点和作品也有一些,但是有锐气、勇气的规划师不多,这并不是说这些人不优秀,而是由这个职业决定的。
 
什么是锐气和勇气?前辈规划师如芒福德、盖迪斯,他们一方面很有灵气和才气,思维非常活跃,在理论上很有建树,但更重要的是有锐气和勇气,能够礼贤下士,亲身经历做社会工程师,从最细小、细微处做起,比如盖迪斯和芒福德做社区培训、社会图书馆、展示馆,教育民众怎么维护自己的家园,从卫生习惯这样基本生活行为开始培训培养,这就需要勇气,抛弃大量做学问的宝贵时间和精力,把自己的专业和社会结合起来。第二,在社会利益多元化的背景下,规划师更要站在客观、理性的思维和角度,做领导、媒体、社会的工作,发挥专业人士的道德和良心。这更是需要有锐气和勇气的,要敢于承担这种社会责任,要有思想准备,面对来自于不同利益群体的压力,甚至承担政治风险和代价。恰恰这一点,是一个规划师最难能可贵的,恰恰这一点上,也很难要求一个人持之以恒。规划师既要有锐气和勇气,本身还要有才气和灵气,要善于做工作,善于说服别人,能够拿得出真正能有说服力的作品,这是很不容易的。我认识一些很有才华的规划师,他们有的走上仕途,成了官员,就无法秉持规划师的操守;另一些则游离在体制之外,无法影响决策,同样也无法真正发挥规划师的作用。
 
城市规划领域要出大师,我觉得需要有土壤,这个土壤的建立不是规划师自身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体系的建立。现在土壤不够,尤其是民主法治和政府决策体系这方面。
 
在中国这样特殊的文化背景和政治社会生态环境中,规划师的效用、规划作品的效用也受到很大约束,规划的权威性、严肃性往往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干扰,很难有真正完美理想的规划能不打折扣地成为现实。
 
包括吴良镛先生在内,他做的示范性的菊儿胡同,对保护北京古城、特别是北京的四合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也只是微观层面的改良,作为整体性的有影响力的城市规划实施案例确实还不多见。尤其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法治体系、价值体系、理性决策还处在萌芽状态的情况下,更不太可能有库里蒂巴、新加坡那样的优秀城市作品出现。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取得很大成就,但是从规划师视角来看,区域、城市的发展到了很敏感很关键的时期,各种矛盾处在集中爆发期。城市空间资源是政府现在最大的舞台,这样的舞台本应也是规划师可以发挥功效的最大舞台,但是因为各种利益冲突,因为法制体系、政府定位和职能没有完全回归到公共利益、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这个角度上,因此我们面临大量利益协调,面临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面临人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关系的处理,包括人与人和谐关系的处理,在这个背景下,需要回归科学、理性、民主和法治。明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前辈们所期盼的德先生赛先生,现在到了一个必须要尽快建立的时候。政府决策体制和机制必须回归科学、民主、理性、法治的轨道。
 
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职业规划师未来身肩的重任、未来的功效和舞台非常巨大,现在需要追问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城市规划作为社会公共政策,必须起到这样的功效,规划师肩负的责任和重担会日益凸显,其作用也会日益凸显,所以规划师需要以更为积极的姿态,更加努力地工作,来与政府协同构建一个科学理性民主法治的社会体系。
 
杨涛
2010.12.28

2010-12-31 12:08:47 1781